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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甘情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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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sp;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,更是含辛茹苦。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,由少不更事,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,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!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,难过兵役一关,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。每见及此,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。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,我还是欣然接受。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,往往力图阻止,并且痛切地说道:“师父!您真傻,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!”常常争执不下时,我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,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。

    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,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凤毛麟角,只留下慧龙、慧尚等人,但都担任佛光山的要职。虽然是播种多,收成少,我已觉得弥足堪慰。目前,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,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,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?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:“师父!您真傻喔!”而我,还是那句话:我“心甘情愿”做一个“傻瓜”!

    二十九年前,我与南亭、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。不料到了后来,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,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,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。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,我总是一笑置之。

    其实,在办学的经验中,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,举其苹苹大者,如:一九八○年,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,不但南北往返,亲自授课,还要奔走各处,募集资金,可谓辛苦至极。办了三届,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,校方因故停办,心血尽付流水,我始终毫无怨言,毕竟办学培才是我“心甘情愿”的!直至近来,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,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,可见,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。

    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,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,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,在岛外,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,在岛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,还有普门中学。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,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。我常常自己默念:为了作育英才,无论多么艰困,我都“心甘情愿”,面对挑战。

    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,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,才能厥奏其功。最初,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;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,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,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;甚至勒紧裤带,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。

    记得二十八岁那年,我到东部讲演,为节省运费,自己抱着一台录音机来回跑,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。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,我并不害怕,也不怨悔。因为我始终认为,我今日为度化众生,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,都是“心甘情愿”的。何况行动不便,正可以安坐斗室,读书著作,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!后来,因为传教忙碌,也忘了病苦,腿疾竟然不药而愈,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。

    我曾经在宜兰、高雄两地之间,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;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,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。后来,弘法的邀约不断,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,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;而为了一句承诺,奔波百里,甚至洲际穿梭,也是常有的事。直到现在,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,仍然不得空闲,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。只要有人邀我,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,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勤于赴会。

    决意兴建佛光山时,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,个个都惊惧起来。他们认为,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,又何必千辛万苦,另外开山?在海外建立道场时,一些人又说:“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?那么大呢?”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,但是,为了安僧度众,我“心甘情愿”承受辛苦;为了弘化更广,我“心甘情愿”喜舍千金。

    佛光山创建后,我为地方修桥铺路,兴学教化,甚至慈善救济,带动繁荣进步,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,谤佛毁僧。人心之贪嗔愚痴,实在令人扼腕唏嘘!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、文化的传播,我还是义无反顾,因为我习惯了“心甘情愿”,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。

    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,我采用现代方式宣扬教义,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,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,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。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,愿以拔苦与乐之心,利益普天下的苍生。我以平等恭敬之行,接引十方大众。我关怀政事,直陈建言;我急公好义,为民喉舌;信徒来山,我以礼相待;政要访问,我也竭诚欢迎;百姓邀约,我满其所愿;军警请法,我也乐说不拒。清夜扪心自问:为教为僧,我不遗余力;为众为民,我用心良苦。区区善意,从不望褒扬,但不意得来“企业和尚”、“政治和尚”之称。尽管如此,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,我“心甘情愿”背负讥毁,不以为苦!

    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,好生羡慕,但是其中的辛苦,鲜为人知。《维摩经》云:“弟子众尘劳,随意之所转。”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,或施以开导,或软言慰藉,或赞扬鼓励,或再三教诫……此外,我更方便权巧地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,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,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,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,制定各种的福利措施。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,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,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,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!记得十年前,我曾供给一对姐妹习医,不料,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,反而耻笑同门;一些弟子身怀长才后,贡高我慢,觅枝另栖。自己的心血、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,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,是否会迷失掉自己?

    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,日夜精勤,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。如宅心仁厚的心平,早年“心甘情愿”随我开山辟土,继任住持后,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,无怨无悔;耐心柔和的慈庄,四十年前未出家时,脚登高跟鞋,挨家挨户推展佛书,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,历时十年,备尝艰难,一直都是“心甘情愿”,任劳任怨;才华洋溢的慈惠,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,“心甘情愿”地跟着我到处弘法,随侍翻译,并曾在大学任教;能干练达的慈容,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宝后,便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,以瘦弱之躯,负责台湾佛光总会的工作,未尝稍懈;淡泊恬正的慈嘉,日本留学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回来为僧伽教育格尽厥责,三十年如一日。其他如慈怡、心定、依严、依恒、慧开、依空、依谛、依淳、依法等,乃至我后期的弟子,如尼泊尔的满乘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;美国籍的满仁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清除垃圾、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;韩国籍的李仁玉,于成功大学毕业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。他们的发心奉献,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,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,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。

    人生在世,若能时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,必能有苦时不觉苦,有难时不觉难,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,无事不办,无愿不成。

    (一九九三年六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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